文章認為，占領行動早晚會結(jié)束，它能否帶來所謂“真普選”已經(jīng)毫不重要。但它為社會帶來的遺害卻是長遠的，令人痛心的。摘編如下：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我們使用‘民主’和‘民主統(tǒng)治’這些詞語的方式，導致了極大的混亂。除非提供這些詞語的明確定義，并對此取得一致，否則人們就只能生活在無法擺脫的思想混亂之中，從而使那些煽動家和暴君大獲其利。”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經(jīng)歷了三周的“占領”運動，沒有比上述引文更能反映這個城市的困境與無奈了。

　　一年多前，運動的發(fā)起人以所謂“公民抗命”的概念為出發(fā)點，聲稱要通過違法行為和承擔罪責，讓市民看到“現(xiàn)行的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并以癱瘓中環(huán)作為“脅迫”，促使中央同意的特首普選方案符合所謂“國際標準”。

　　稍微了解香港民主發(fā)展過程和基本法的人都應看到上述說法的謬誤之處。首先，香港討論的不是“現(xiàn)行的制度”，而是未來從無到有的特首普選。這只能比現(xiàn)有制度更民主，更進步，爭論的是進步的大與小。所謂“國際標準”的普選人言人殊，但一人一票普選肯定比原有制度進步，確實是國際社會包括英美領導人最近的談話所確認的。除非香港要倒退回殖民地時期的港督委任制，我看不出這個運動是“出師有名”。

　　就算認同運動發(fā)起人的觀點，過去一個月的發(fā)展已經(jīng)是完全脫離原有的“劇本”。原來的“劇本”是只讓參與過“商討日”和簽署承諾書的成年人參與，未成年人不能參與，臨場加入的成年人要“即場宣誓”。當發(fā)生暴力事件時，運動即時中止，參與者自愿接受拘捕和刑責。

　　真實的情況完全相反：大量未成年人參加，暴力沖擊接二連三，運動的目標竟“退化”為要與政府對話。警察被偏頗輿論影響沒有果斷執(zhí)法，參加者沒有被捕，犧牲的是數(shù)以百萬計的市民。

　　有一位網(wǎng)上作家說得好，公民抗命原來的概念是以“最大化個人犧牲換來最大化大眾福祉”，現(xiàn)在剛剛相反，是參與者“最小化個人犧牲為大眾帶來最大的痛苦”!

　　占領行動早晚會結(jié)束，它能否帶來所謂“真普選”已經(jīng)毫不重要。但它為社會帶來的遺害卻是長遠的，令人痛心的。首先，它為年輕人灌輸了“占領有理”的概念。先不論它的違法本質(zhì)，這種“我為了你爭取權利因此有權剝奪你的權利和利益”的想法是相當危險的，與專制無異!它顛覆了香港一向行之有效的，以尊重別人權利為基礎的游行示威自由。肆無忌憚的建立路障以阻止警察清場，阻礙政府人員上班，暴力攻擊警察，已經(jīng)與其他地方推翻政府的行為相似。第二，運動變成不受領導和指揮，邁向無政府主義的暴民政治。香港有作家以“木馬屠城”病毒來比喻已“植入”反抗意識的人，他們會反抗一切權威包括運動組織者，可謂一針見 血!教科書上的學術概念包括“公民自主”，“直接民主”，原來只是烏托邦式的美好想像，一旦落實到欠缺責任感的群眾，或被搞事者乘虛而入，即馬上失控，一發(fā)不可收拾。

　　也許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這一切源于對“民主”一詞的混亂概念。香港要為這個“好東西”付出多少撕裂的代價?這個既有社會運動的激情又有“公民抗命”的不妥協(xié)特質(zhì)的騷亂究竟把香港帶到何處?托克維爾所說的“煽動家”，在香港不止一個，也不止三個，但這是他們不能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