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華僑報網(wǎng)日前撰文稱，最近，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首部《預防過勞死等預防對策白皮書》，匯總了日本企業(yè)員工長時間勞動、過勞死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法律制定背景和相關法令等。

　　文章稱，這份白皮書顯示，2015年涉及過度工作的自殺案件已經達到了2159件。據(jù)統(tǒng)計，日本平均每月加班時間最長的是“信息通信業(yè)”，每月加班時間80小時以上的“過勞職工”占全體的44.4%。

　　而日本“學術界、服務業(yè)”并列第二，“過勞職工”占40.5%;“運輸、物流業(yè)”名列第三，“過勞職工”占38.4%，幾乎沒有行業(yè)不加班。

　　文章指出，加班，對于不少上班族來說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然而在日本，加班是家常便飯。一直以來，日本人秉承“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價值觀，勞動時長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以致被稱為“工蜂”、“社畜”。

　　他們對于工作的狂熱，給日本經濟帶來飛速發(fā)展的同時，也因為過高的身心壓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過勞死”便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誕生的一個特有名詞。

　　近年來，“過勞死”已經成為日本嚴重的社會問題，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報紙、雜志、電視臺、電臺等媒體紛紛開辟專題節(jié)目對此問題展開大討論，甚至有一些研究日本問題的外國學者還將它作為透視日本的一大視角，從“過勞死”嘗試分析日本的國民性。

　　文章分析指出，首先，日本的加班文化“符合國情需要”。二戰(zhàn)之后，日本滿目蒼夷、百廢待興，要想重回發(fā)達國家行列，日本人必須付出超常的努力。為此，勞動者一直通過超常長時間工作來支撐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興與發(fā)展。

　　可以說，日本能再次找回“先進國家俱樂部”的位置，靠的不是什么“彎道超車”與投機取巧，而是國民“一生懸命”的苦干。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國民也付出了嚴重透支身心健康的代價。

　　而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日本人危機感徒增，很多人認為“我們要是不再努力點，日本會更加衰落”。可是，超出邊際效益的過勞工作導致日本社會效率低下、創(chuàng)新能力嚴重不足，經濟更加沒有起色，這又促使日本人再加碼工作強度，如此周而復始。

　　文章隨后指出，其次，日本加班文化是日本人強烈“集團主義”的產物。這一國民性注定讓日本人做事講求歸屬感。相比孤軍奮戰(zhàn)來說，他們更傾向于歸屬于某個社會集團，和這個社會集團的成員一同行動。

　　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日本人就像蜜蜂，就個體而言他們或許未必優(yōu)秀，但是當他們結成一個個群體后，協(xié)調默契的配合卻能夠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力量。因此，只要處于頂層的“蜂后”玩命工作，下面的所有員工就會緊緊跟隨和配合，結果變成了一種不自覺的慣性。

　　在時代不斷發(fā)展的背景下，日本很多企業(yè)高管也認識到應該讓員工早點回家，由自己承擔更多工作。可是，“蜂后”們一旦加大自己的工作力度，底下的蜂群也跟著轉得更快，讓過勞問題更加嚴重。

　　文章還稱，為了解決“過勞死”這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日本政府從勞動行政管理和勞動衛(wèi)生管理角度制定和實施了許多對策和方法。例如，日本厚生勞動省于2002年制定了《防止過重勞動引起健康損害的綜合對策》，并于2006年重新修訂公布，同時還于2004年發(fā)布《勞動者疲勞蓄積程度自測表》，呼吁勞動者自發(fā)判定工作負擔度。

　　文章最后指出，然而，因為產生“過勞死”的土壤并未被去除，使得過勞死現(xiàn)象在日本逐年有增無減。或許，只有社會真正形成“健康與工作同等重要”的觀念，企業(yè)高管們能以身作則早點回家，日本的“過勞死”問題才能走出死循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