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胥金和寫出上萬字回憶錄，記錄自己少年時被騙入日軍731部隊下屬工廠的經歷

　　胥金和上萬字的“個人回憶錄”均由手寫完成

　　昨天是“九一八”事變86周年，家住沈陽市鐵西區(qū)重工街的九旬老人胥金和，翻出一本筆記本。燙金的封面上印著鳳凰，翻開，是密密麻麻的圓珠筆字。

　　這一天，年屆九旬的胥金和重啟一段記憶：1944年秋天，“優(yōu)級小學”畢業(yè)生胥金和，在家鄉(xiāng)黑龍江省肇州縣，被騙入哈爾濱郊區(qū)一處關東軍下屬工廠，成為“少年見習工”，從事軍用濾水器生產。這一工廠的上級部門，即為在中國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

　　1945年3月，在付出左手三個手指截斷的代價后，胥金和在中國勞工幫助下逃回家鄉(xiāng)。從沈陽市質監(jiān)局高級工程師崗位上退休的胥金和，將這段親身經歷寫成文字，至今已經超過萬字。

　　“少年見習工”

　　胥金和出生于1928年，按照黑龍江老家的算法，他今年已經90歲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東北三省淪陷。在胥金和的記憶里，遠在黑龍江肇州縣大同鎮(zhèn)的老家，也很快被戰(zhàn)爭波及。最直觀的是，縣城里的日本人漸漸多起來，穿著皮靴的日本兵開始在街上走來走去。隨之，教育制度也徹底“日化”。

　　1937年，偽滿洲國公布新學制，仿照日本教育體制，學生從四年制的“國民學校”(初等小學)畢業(yè)后，即升入兩年制的“國民優(yōu)級學校”(高等小學)。“優(yōu)級學校”畢業(yè)后，可升入“國民高等學校”(中學)。

　　按照胥金和的說法，入讀國民高等學校，需要自行承擔學雜費及住宿費。對于普通家庭出身、無錢升學的學生來說，“優(yōu)級學校”畢業(yè)即是學業(yè)終點。

　　胥金和也不例外。1944年，16歲的胥金和從大同鎮(zhèn)上的優(yōu)級學校畢業(yè)。此時，這批畢業(yè)生正處在升學無力，找工作又年紀過小的境況。就在此時，一個人稱“宮藤”主任的日本人來到鎮(zhèn)上，為一座軍用工廠招工。

　　“當時說有工資、住樓房，還能學技術，我們一幫小孩就這樣連哄帶騙，被招進了廠，拉到哈爾濱。”胥金和說，直到進入這座位于哈爾濱郊區(qū)的工廠后，這群年齡最小13歲，總數(shù)30人的“少年見習工”才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并沒有承諾的那么美好。

　　從哈爾濱城內的火車站出發(fā)，30個半大小子步行往郊區(qū)走。黑龍江的秋天已經寒風陣陣，胥金和說，自己越走“心越涼”，直到見到鐵絲網內的幾間小草房，他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三個手指傷殘

　　胥金和們的終點，是一處生產濾水器的工廠。入廠后不久，他從軍官口中得知，這座工廠隸屬于“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日后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其所生產的濾水器，在《日本七三一部隊罪惡史》一書中有所記載。

　　16歲的胥金和并不明白這些背景，他的直觀感受是，同樣在一座工廠內勞作，日籍工人待遇明顯好于少年見習工，后者的生活，相比于數(shù)量更為龐大的中國籍勞工，又要好一些。尤其到吃飯時，這種等級差異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日本工人有大米飯和魚肉，中國少年見習工和勞工，只能吃小米飯和大豆湯;日本工人能夠睡在工廠宿舍，中國少年見習工和勞工只能睡在工廠外草房的涼炕上，“冬天不能脫衣服，冷”。

　　工廠里，胥金和負責給日本師傅打下手。1945年3月，胥金和的日本師傅生病，駐廠日軍強迫胥金和上機操作。此前從未單獨作業(yè)的胥金和，在日本兵的“不做就打”的威脅下操作機器，僅僅幾分鐘后，手指頭就被軋入模具中，當場昏厥。

　　胥金和告訴新京報記者，被工友抬入工廠醫(yī)院后，日本醫(yī)生只是簡單做了包扎，便要求其繼續(xù)返回工作崗位。由于沒有得到妥善處置，十天后，胥金和受傷的手出現(xiàn)感染癥狀。

　　如今，胥金和仍然時常會端詳左手，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只三個手指均有傷殘的手，最終幫助他逃出工廠，回到正常生活。

　　上萬字的回憶錄

　　受傷后的胥金和，仍然被要求呆在工廠內，并配合日本師傅工作。眼看著因為沒有得到消炎藥品，因感染而日漸腫大的手指，他覺得前途一片灰暗。

　　“再不出去，不截肢也得死在這里。”胥金和告訴新京報記者，看守少年見習工宿舍的，是中國人，對自己遭遇都十分同情。在偷偷向家里報信后，胥金和的一位叔叔來到哈爾濱“接應”。最終，在工廠內中國勞工的幫助下，胥金和趁著夜色逃離工廠，與叔叔兩人連夜趕回了肇州老家。

　　由于已經嚴重感染發(fā)炎，胥金和的三個手指都被砍去一節(jié)。經過三個多月治療后，情況得到了控制。疼痛折磨了胥金和一輩子，他說，至今到陰天下雨時節(jié)，自己的手指還會作痛。

　　由于是偷偷跑出，胥金和一直呆在家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他重又開始學習鈑金技術。1947年，胥金和在解放區(qū)法院工作，1954年調入沈陽，成為一名法官。之后，胥金和進入沈陽市質量技術監(jiān)督檢驗局工作，并以高級工程師身份退休。

　　2004年開始，胥金和陸續(xù)將自己在731部隊下屬工廠的經歷進行記錄，“想起來一點就寫一點”。如今，這些用藍色圓珠筆，寫在一本筆記本上的回憶材料，已經超過萬字。此外，退休后的胥金和，收集了大量侵華日軍在東北的暴行資料。

　　胥金和說，每年到9月18日這一天，自己都會將回憶錄翻出來，戴上老花鏡，慢慢往下翻。“有時候真不愿意想起來，但就是不能忘。”

　　■ 對話

　　胥金和：我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

　　胥金和如今住在沈陽，生活安穩(wěn)。昨日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只要一提起那段往事，他仍然會顯得很激動，老人希望，自己的回憶錄能夠為還原歷史“出份力”。

　　新京報：回想起在日軍工廠的經歷，是什么感覺?

　　胥金和：就是四個字，不堪回首。當時年紀小，被連哄帶騙拉進去，去了以后發(fā)現(xiàn)根本就不是這么一回事，但是你的自由被剝奪了，沒有那么容易出來的，就一直干活。

　　新京報：在工廠里主要承擔什么工作?

　　胥金和：我們都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哪有什么技術，只能是給日本師傅服務，拉個電閘遞個鉗子，語言不通，跟日本人也沒有什么交流，他們也不怎么愿意跟我們交流。

　　新京報：到了工廠后發(fā)現(xiàn)被騙了?

　　胥金和：根本沒有什么工錢，也沒有樓房住。吃不飽，一天就一碗小米飯，喝的湯有點黃豆粒泡著。大米飯有，但那是日本人吃的，跟我們沒有關系。十五六歲的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一天天的餓，那種滋味一輩子都忘不了。

　　新京報：日常工作會受到處罰嗎?

　　胥金和：說錯話，或者沒有按照日本人的規(guī)矩做事，都要受罰。打個比方，有一次，偽滿海軍學校畢業(yè)生到工廠參觀，都是準尉軍銜。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我們干活就干活，不能抬頭看，當時我剛去，不明白這個規(guī)矩，抬了頭。這批參觀學員走了后，被廠里的日本兵用腳踢，用鞭子打，打得很兇。

　　新京報：為什么幾十年后，還要將這樣不堪的經歷記錄下來?

　　胥金和：日本731部隊的暴行不斷被披露出來，我算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想把自己的經歷記下來，未來留給后人做參考也好，成為起訴日軍暴行的證據(jù)也好，能出一份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