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出版的《人民法院報》在2版位置刊文《精神病鑒定為何多疑問》。文章指出，從“邱興華案”、“楊佳案”以及“鄧玉嬌案”，精神病鑒定都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由于精神認知障礙，各國法律都規(guī)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不負刑事責任或者負限制刑事責任。然而，一些人可能利用這一法律空子，偽裝精神病來逃避犯罪。

　　文章認為，精神病人犯罪需要公眾正確對待，但這種“正確對待”是要建立在“鑒定正確”的基礎之上，而現(xiàn)實中精神病診斷與鑒定的亂象，讓鑒定的公信力如一地雞毛，引起質(zhì)疑就在所難免了。

　　文章末尾寫道，對于此類案件，應當引入“鑒定人出庭”和“專家陪審制”，“把專業(yè)事情交給專業(yè)人士判斷”才是一種更科學的態(tài)度。

　　以下為全文：

　　對于涉及精神病鑒定的案件，應當引入“鑒定人出庭”和“專家陪審制”，“把專業(yè)事情交給專業(yè)人士判斷”才是一種更科學的態(tài)度。

　　南京交警部門通過官方微博發(fā)布“寶馬撞人案”肇事司機“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之后網(wǎng)上輿論一片嘩然。官方不得不就網(wǎng)上公眾提出的九大疑問逐一作出回應。

　　從“邱興華案”、“楊佳案”以及“鄧玉嬌案”，精神病鑒定都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由于精神認知障礙，各國法律都規(guī)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不負刑事責任或者負限制刑事責任。

　　而由于精神病人犯罪不負刑事責任，一些人可能利用這一法律空子，偽裝精神病來逃避犯罪。前些年湖北涉黑人物楊義勇殺人后，用重金收買了一份精神病鑒定，便叫囂自己從此擁有“殺人執(zhí)照”。

　　而社會上一些正常人卻因為夫妻吵架、兄弟爭財?shù)?ldquo;被精神病”，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也讓精神病診斷與鑒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精神病目前并沒有精確的儀器進行指標性診斷，只能憑借臨床表現(xiàn)予以認定，相關領域的醫(yī)學說白了只是“經(jīng)驗醫(yī)學”，事實證明即便專業(yè)醫(yī)生的經(jīng)驗，有時也并不可靠。

　　一名叫格雷.貝克的記者曾經(jīng)做過一個“假如很不幸你被當成精神病逮進了精神病院，你怎么證明自己是正常人”的測試，滑稽的是，急于證明自己正常的人最終都被當成了精神病，反而承認自己有病的人，卻被認為是康復了。誰該對精神病“鑒定”的正確性做出鑒定?公眾寄希望于法官。

　　而事實上，法官也并不能擔此大任，雖然各國法律都規(guī)定“鑒定意見對法官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防止“以鑒代審”，但是法官對于鑒定所涉及的專門性知識同樣是“門外漢”，因此在判決中，法官往往以“鑒定人具備鑒定資質(zhì)”來肯定鑒定意見。而對于有疑問的鑒定，也只能通過 “重新鑒定”來“以鑒定推翻鑒定”。

　　與鑒定的重要性相比，“鑒定責任”卻失之于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規(guī)定：“鑒定人故意做虛假鑒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由于鑒定極強的技術性，即使存在“故意”也很難被發(fā)現(xiàn)，而鑒定人馬虎大意做出錯誤鑒定的民事責任，則更是一個“法律真空”。

　　曾有精神病學專家提過一個“灰色理論”，認為如果將人的精神正常比作白色，精神不正常比作黑色，在白色與黑色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灰色區(qū)，社會中有很多人都散落在這一區(qū)域內(nèi)，這就是所謂的“精神亞健康”。對于何種情形下犯罪嫌疑人應當負刑事責任，確實是一個有待厘清的問題。

　　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或者負限制刑事責任是文明社會應有的擔當。對于精神病人犯罪，需要公眾正確對待，但這種“正確對待”是要建立在“鑒定正確”的基礎之上，而現(xiàn)實中精神病診斷與鑒定的亂象，讓鑒定的公信力如一地雞毛，引起質(zhì)疑就在所難免了。

　　當然，網(wǎng)絡“公審”鑒定現(xiàn)象，并不能治好精神病鑒定之“病”，非專業(yè)人士的“群體鼓噪”同樣是一種社會病態(tài)。對于此類案件，應當引入“鑒定人出庭”和“專家陪審制”，“把專業(yè)事情交給專業(yè)人士判斷”才是一種更科學的態(tài)度。